七月的蝉鸣像被煮沸的糖浆，黏稠地粘在窗纱上。
我出生在下午三点十七分，这个时间后来被母亲反复提起，说正好是电台播放天气预报的时刻——“今日晴，西南风三级，湿度百分之七十”，她总说我落地时的哭声里都带着阳光的味道。
父亲在产房外掐灭第三根烟时，走廊长椅上的电视正放着雅典奥运会女排小组赛。
他把烟蒂摁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烟盒捏得变了形——那是盒红塔山，后来母亲收拾他的外套时，把空盒折成了小方块，塞进樟木箱的底层，和外婆绣的牡丹蓝布放在一起。
后来他说，当时中国女排赢了关键一分，欢呼声从电视里涌出来，和产房里我的第一声啼哭撞在一起，像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在他耳膜上擦出火花。
“就像世界突然把音量调到最大，”他摩挲着我头顶柔软的胎发，胡茬蹭得我头皮发痒，“而你是最响亮的那声。”
我被抱回家时，家里的旧风扇正“嘎吱嘎吱”转着，吹起窗帘的一角。
父亲把我放在铺着蓝格子床单的小床上，床脚堆着他连夜组装的摇篮，螺丝没拧紧，轻轻一碰就晃得像艘在浪里打转的小船。
母亲说我睡着时总皱着眉，像在思考什么严肃的问题，父亲则坚持那是因为我梦见了电视里的女排队员，“你看她攥拳头的样子，和扣球时一模一样”。
出院那天，父亲特意绕道去邮局，买了套奥运纪念邮票。
他把邮票贴在笔记本第一页，旁边用铅笔写着“小稻出生日”——他们原本想叫我“奥运”，后来觉得太吵，改叫“稻”，说像稻田里悄悄冒头的新芽。
笔记本的纸页很薄，铅笔字晕开一点，像滴在宣纸上的墨。
神舟六号升空那天，我第一次抓住了母亲的手指。
她的指尖有股淡淡的肥皂味，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电视里的火箭拖着白烟钻进云层时，父亲突然把我举过头顶，吓得我“哇”地哭出来。
他慌忙把我抱回来，手忙脚乱地哄：“不怕不怕，那是铁做的大鸟，要去月亮上给你偷桂花呢。”
母亲在一旁笑，说他三十岁的人了还说胡话，可她自己的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
那天傍晚下了场雷阵雨，蝉鸣被浇得蔫蔫的。
父亲蹲在阳台修摇篮，螺丝拧到一半突然停下来，望着窗外的彩虹发呆。
母亲抱着我坐在沙发上，哼着跑调的《茉莉花》。
雨点敲在玻璃上，节奏像摇篮的摇晃声，我在这声音里慢慢睡着，手指还牢牢勾着母亲的食指，像抓一根不会断的线。
满月时，邻居送来个会唱歌的玩具火箭，上弦后能播放《东方红》。
我总盯着那旋转的红色尾翼看，眼睛眨都不眨。
父亲说这是好事，“说明咱闺女对航天有兴趣”，说着就把玩具火箭系在摇篮杆上，让它随着摇篮的晃动轻轻打转。
于是每个午睡时间，《东方红》的旋律就和蝉鸣、风扇声缠在一起，像团温暖的棉絮，把整个夏天裹了起来。
有天深夜我突然哭闹不止，父亲抱着我在客厅来回走。
月光从窗帘缝里溜进来，在地板上画了道银线。
他打开收音机，里面正播放着奥运会的赛事回顾，解说员激动的声音里，女排队员的呐喊像潮水般涌出来。
奇妙的是，我一听到那声音就安静下来，小脑袋在父亲的肩膀上蹭来蹭去，像在寻找某个熟悉的频率。
“看来你真是听着欢呼声来的，”父亲低头亲我的额头，他的嘴唇带着薄荷牙膏的清凉，“以后肯定是个胆大的姑娘。”
母亲把这段插曲记在日记本里，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人，举着个比脑袋还大的喇叭。
日记本的纸页后来泛黄了，那行字却依然清晰，像被月光镀过一层膜。
八月的某个午后，父亲突然说要带我去公园看鸽子。
他把我裹在浅蓝色的襁褓里，襁褓上印着小熊图案——那是母亲怀孕时绣的，针脚歪歪扭扭，像刚学走路的我。
公园里的鸽子不怕人，在我们脚边踱来踱去，父亲撒面包屑时，有只灰鸽子大胆地落在他的鞋上。
我盯着那鸽子的红眼睛看，突然咯咯笑起来，声音像被风吹响的风铃。
“你看，她喜欢鸽子，”父亲对母亲说，语气里藏着得意，仿佛我的笑声是他赢来的奖品，“比看那玩具火箭还专心。”
母亲没说话，只是轻轻调整了一下我头上的小帽子。
风掀起她的刘海，露出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远处的广播里传来女子十米跳台的夺冠消息，欢呼声顺着风飘过来，和鸽子的咕咕声、我的笑声混在一起，酿成了那年夏天最甜的蜜。
回家的路上，父亲买了支绿豆冰棒，自己咬一口，再把融化的糖水小心地滴进我嘴里。
甜丝丝的味道漫开来时，我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逗得他哈哈大笑。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父亲的影子罩着母亲的，母亲的影子又罩着我的，像三个叠在一起的惊叹号。
神舟六号返回那天，家里来了不少亲戚。
表哥抱着我举过头顶，我一把抓住他胸前的奥运徽章，攥得紧紧的。
电视里，返回舱穿过大气层时拖着长长的火光，像支巨大的火柴。
母亲在厨房和客厅间穿梭，端出一盘盘切好的西瓜，红色的瓜瓤上渗着水珠，像刚落过雨的小太阳。
父亲和姑父们讨论着航天技术，声音越来越大，像要把屋顶掀起来。
我在表哥怀里打了个哈欠，把奥运徽章贴在脸上，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清醒了些。
窗外的蝉鸣不知何时停了，大概是喊累了，只剩下风扇慢悠悠的转动声，像在数着时间的节拍。
夜深时亲戚们陆续离开，父亲收拾着满桌的狼藉，母亲抱着我坐在沙发上。
电视里在重播女排决赛，中国队赢了，姑娘们抱在一起哭。
母亲突然叹了口气，说：“真好啊，不管是火箭还是排球，能拼尽全力去做一件事，就很了不起。”
父亲走过来，把下巴搁在母亲的肩膀上，我们三个的影子在墙上叠成一团。
他没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我抓着徽章的手。
月光这时变得很软，像层薄纱，盖在我们身上。
我在这柔软里慢慢闭上眼睛，手指依然牢牢攥着那枚奥运徽章。
隐约中，似乎又听到了那首《东方红》，从玩具火箭里飘出来，和蝉鸣、风扇声、欢呼声一起，在这个七月的尽头，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
而我，就在这张网的中心，像颗被小心收藏的种子，不知道未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只知道此刻被很多很多的爱包围着，连呼吸都带着甜。
后来母亲说，那天晚上我睡着后笑出了声，大概是梦见了火箭和鸽子，梦见了西瓜和冰棒，梦见了这个刚刚接纳我的、热热闹闹的世界。
而父亲把那枚被我攥出温度的奥运徽章，轻轻别在了我的摇篮上，和那只会唱歌的玩具火箭并排站着，像两个沉默的守护神。
蝉鸣在几天后又开始了，只是没那么响亮了，像老人的絮语。
夏天慢慢走向尾声，空气里开始有了点凉爽的意思。
我在摇篮里学会了翻身，学会了用手拍打床垫，发出“砰砰”的声音，像是在给这个世界回应。
父亲依然每天傍晚修摇篮，螺丝拧得越来越紧，摇篮晃动时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像个逐渐成熟的秘密。
母亲的日记本又多了几页，记着我第一次翻身的日子，第一次发出“咿呀”声的时刻，字迹里藏着化不开的温柔。
而那枚奥运徽章，始终别在摇篮上，被阳光晒得暖暖的。
有时风从窗户钻进来，会带动它轻轻摇晃，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谁不小心打碎了星星。
我知道，这些光斑会慢慢长大，就像我一样，在蝉鸣与火箭的背景音里，在父母的目光里，一点点铺展开来，变成属于我的，长长的岁月。
我出生在下午三点十七分，这个时间后来被母亲反复提起，说正好是电台播放天气预报的时刻——“今日晴，西南风三级，湿度百分之七十”，她总说我落地时的哭声里都带着阳光的味道。
父亲在产房外掐灭第三根烟时，走廊长椅上的电视正放着雅典奥运会女排小组赛。
他把烟蒂摁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烟盒捏得变了形——那是盒红塔山，后来母亲收拾他的外套时，把空盒折成了小方块，塞进樟木箱的底层，和外婆绣的牡丹蓝布放在一起。
后来他说，当时中国女排赢了关键一分，欢呼声从电视里涌出来，和产房里我的第一声啼哭撞在一起，像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在他耳膜上擦出火花。
“就像世界突然把音量调到最大，”他摩挲着我头顶柔软的胎发，胡茬蹭得我头皮发痒，“而你是最响亮的那声。”
我被抱回家时，家里的旧风扇正“嘎吱嘎吱”转着，吹起窗帘的一角。
父亲把我放在铺着蓝格子床单的小床上，床脚堆着他连夜组装的摇篮，螺丝没拧紧，轻轻一碰就晃得像艘在浪里打转的小船。
母亲说我睡着时总皱着眉，像在思考什么严肃的问题，父亲则坚持那是因为我梦见了电视里的女排队员，“你看她攥拳头的样子，和扣球时一模一样”。
出院那天，父亲特意绕道去邮局，买了套奥运纪念邮票。
他把邮票贴在笔记本第一页，旁边用铅笔写着“小稻出生日”——他们原本想叫我“奥运”，后来觉得太吵，改叫“稻”，说像稻田里悄悄冒头的新芽。
笔记本的纸页很薄，铅笔字晕开一点，像滴在宣纸上的墨。
神舟六号升空那天，我第一次抓住了母亲的手指。
她的指尖有股淡淡的肥皂味，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电视里的火箭拖着白烟钻进云层时，父亲突然把我举过头顶，吓得我“哇”地哭出来。
他慌忙把我抱回来，手忙脚乱地哄：“不怕不怕，那是铁做的大鸟，要去月亮上给你偷桂花呢。”
母亲在一旁笑，说他三十岁的人了还说胡话，可她自己的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
那天傍晚下了场雷阵雨，蝉鸣被浇得蔫蔫的。
父亲蹲在阳台修摇篮，螺丝拧到一半突然停下来，望着窗外的彩虹发呆。
母亲抱着我坐在沙发上，哼着跑调的《茉莉花》。
雨点敲在玻璃上，节奏像摇篮的摇晃声，我在这声音里慢慢睡着，手指还牢牢勾着母亲的食指，像抓一根不会断的线。
满月时，邻居送来个会唱歌的玩具火箭，上弦后能播放《东方红》。
我总盯着那旋转的红色尾翼看，眼睛眨都不眨。
父亲说这是好事，“说明咱闺女对航天有兴趣”，说着就把玩具火箭系在摇篮杆上，让它随着摇篮的晃动轻轻打转。
于是每个午睡时间，《东方红》的旋律就和蝉鸣、风扇声缠在一起，像团温暖的棉絮，把整个夏天裹了起来。
有天深夜我突然哭闹不止，父亲抱着我在客厅来回走。
月光从窗帘缝里溜进来，在地板上画了道银线。
他打开收音机，里面正播放着奥运会的赛事回顾，解说员激动的声音里，女排队员的呐喊像潮水般涌出来。
奇妙的是，我一听到那声音就安静下来，小脑袋在父亲的肩膀上蹭来蹭去，像在寻找某个熟悉的频率。
“看来你真是听着欢呼声来的，”父亲低头亲我的额头，他的嘴唇带着薄荷牙膏的清凉，“以后肯定是个胆大的姑娘。”
母亲把这段插曲记在日记本里，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人，举着个比脑袋还大的喇叭。
日记本的纸页后来泛黄了，那行字却依然清晰，像被月光镀过一层膜。
八月的某个午后，父亲突然说要带我去公园看鸽子。
他把我裹在浅蓝色的襁褓里，襁褓上印着小熊图案——那是母亲怀孕时绣的，针脚歪歪扭扭，像刚学走路的我。
公园里的鸽子不怕人，在我们脚边踱来踱去，父亲撒面包屑时，有只灰鸽子大胆地落在他的鞋上。
我盯着那鸽子的红眼睛看，突然咯咯笑起来，声音像被风吹响的风铃。
“你看，她喜欢鸽子，”父亲对母亲说，语气里藏着得意，仿佛我的笑声是他赢来的奖品，“比看那玩具火箭还专心。”
母亲没说话，只是轻轻调整了一下我头上的小帽子。
风掀起她的刘海，露出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远处的广播里传来女子十米跳台的夺冠消息，欢呼声顺着风飘过来，和鸽子的咕咕声、我的笑声混在一起，酿成了那年夏天最甜的蜜。
回家的路上，父亲买了支绿豆冰棒，自己咬一口，再把融化的糖水小心地滴进我嘴里。
甜丝丝的味道漫开来时，我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逗得他哈哈大笑。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父亲的影子罩着母亲的，母亲的影子又罩着我的，像三个叠在一起的惊叹号。
神舟六号返回那天，家里来了不少亲戚。
表哥抱着我举过头顶，我一把抓住他胸前的奥运徽章，攥得紧紧的。
电视里，返回舱穿过大气层时拖着长长的火光，像支巨大的火柴。
母亲在厨房和客厅间穿梭，端出一盘盘切好的西瓜，红色的瓜瓤上渗着水珠，像刚落过雨的小太阳。
父亲和姑父们讨论着航天技术，声音越来越大，像要把屋顶掀起来。
我在表哥怀里打了个哈欠，把奥运徽章贴在脸上，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清醒了些。
窗外的蝉鸣不知何时停了，大概是喊累了，只剩下风扇慢悠悠的转动声，像在数着时间的节拍。
夜深时亲戚们陆续离开，父亲收拾着满桌的狼藉，母亲抱着我坐在沙发上。
电视里在重播女排决赛，中国队赢了，姑娘们抱在一起哭。
母亲突然叹了口气，说：“真好啊，不管是火箭还是排球，能拼尽全力去做一件事，就很了不起。”
父亲走过来，把下巴搁在母亲的肩膀上，我们三个的影子在墙上叠成一团。
他没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我抓着徽章的手。
月光这时变得很软，像层薄纱，盖在我们身上。
我在这柔软里慢慢闭上眼睛，手指依然牢牢攥着那枚奥运徽章。
隐约中，似乎又听到了那首《东方红》，从玩具火箭里飘出来，和蝉鸣、风扇声、欢呼声一起，在这个七月的尽头，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
而我，就在这张网的中心，像颗被小心收藏的种子，不知道未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只知道此刻被很多很多的爱包围着，连呼吸都带着甜。
后来母亲说，那天晚上我睡着后笑出了声，大概是梦见了火箭和鸽子，梦见了西瓜和冰棒，梦见了这个刚刚接纳我的、热热闹闹的世界。
而父亲把那枚被我攥出温度的奥运徽章，轻轻别在了我的摇篮上，和那只会唱歌的玩具火箭并排站着，像两个沉默的守护神。
蝉鸣在几天后又开始了，只是没那么响亮了，像老人的絮语。
夏天慢慢走向尾声，空气里开始有了点凉爽的意思。
我在摇篮里学会了翻身，学会了用手拍打床垫，发出“砰砰”的声音，像是在给这个世界回应。
父亲依然每天傍晚修摇篮，螺丝拧得越来越紧，摇篮晃动时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像个逐渐成熟的秘密。
母亲的日记本又多了几页，记着我第一次翻身的日子，第一次发出“咿呀”声的时刻，字迹里藏着化不开的温柔。
而那枚奥运徽章，始终别在摇篮上，被阳光晒得暖暖的。
有时风从窗户钻进来，会带动它轻轻摇晃，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谁不小心打碎了星星。
我知道，这些光斑会慢慢长大，就像我一样，在蝉鸣与火箭的背景音里，在父母的目光里，一点点铺展开来，变成属于我的，长长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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