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榜啦！
放榜啦！”
在一群嘈杂的人群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奋力挤到江汉理工大学辅导员录取公示栏前，本次招聘总共录取15个辅导员，有1500人报名，经过笔试和面试，终于到了公示名单的时刻，经过苦苦的寻找，我终于在名单的倒数第三行找到了我的名字——王一鸣。
太不容易啦！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父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上本科到上研究生，父母快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一首期待我毕业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可是自从去年研究生毕业以来，我投了无数的简历应聘辅导员，结果都石沉大海，仅有的几次进入了面试，但都在最后关头被刷掉，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过放弃，但每次回到家中，看到家徒西壁的情景，听到父母的殷殷嘱托，自己又燃起了斗志。
这次江汉理工大学招聘辅导员，是近一年来我参与的招聘人数最多的一次，我足足闭关复习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跟辅导员工作息息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典型案例解析等内容背得滚瓜烂熟。
在参加笔试的前一天，我早早来到学校周边城中村的小宾馆租了一间房，因为这种宾馆都是村民在自建房的基础上用隔板隔出了很多的小房间，所以隔音效果很不好，晚上甚至能听到隔壁小情侣一些不堪入耳的声音，再加上自己的过分紧张，一整夜都在做各种光怪陆离的噩梦。
第二天笔试时脑子也是昏昏沉沉的，还好自己考前复习得比较充分，没有不会的题目，所以笔试相对比较顺利。
笔试结束离开考场后，听到有的考生在小声议论。
“哎，你考得怎么样？
有把握吗？”
一个考生问跟他同行的人。
“当然有把握，我爸妈都是本校的老师，我只是走一下程序而己。”
另一个人自信地答道。
听到他们的对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次的招聘又悬了。
下午是面试环节，我坐在候场区的椅子上，指尖微微发凉。
看着前面一位本校应届生自信满满地走出面试室，我的压力更大了。
我深吸一口气，默默复习着辅导员工作的九大职责的要点。
这时，旁边一位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老先生正准备坐下，手中的一摞资料最上面那个略显陈旧的牛皮纸文件夹突然滑落，里面的文件散落一地，更麻烦的是，几张重要的手写图表和数据纸片飘到了椅子底下。
周围几个候场的应聘者看了一眼，有的继续低头准备，有的略显迟疑但没动。
我几乎没多想，立刻起身蹲下：“老师，我帮您。”
我动作迅速而小心，不仅捡起了表面的文件，还特意俯身，仔细地将椅子底下的每一张纸片都摸出来，甚至注意到一张纸的角落有折痕，细心地将它抚平，然后双手递还给老先生。
“太谢谢你了，小伙子。
人老了，手脚就不太利索了。”
老先生微笑着接过，目光扫过整理好的文件，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顺序大致没错，很细心。
“您太客气了，举手之劳。”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也是来面试辅导员的？”
老先生随口问道，一边整理着文件。
“是的，老师。
不过我不是本校毕业的”我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底气不足。
“为什么想来做辅导员呢？”
这个问题恰好是我准备过的，但我没有背诵稿子，而是真诚地说：“我觉得大学阶段是人生形成的关键期，知识学习固然重要，但心智的成长和人格的完善更需要引导。
我希望能像当年帮助我的辅导员一样，成为学生迷茫时的倾听者和引路人，而不仅仅是管理者。”
老先生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刚好这时工作人员叫到我的名字。
“该我了，老师再见。”
我深吸一口气，走向面试室。
面试过程常规而紧张。
我的回答虽略显青涩，但足够真诚，理论基础也算扎实。
轮到提问环节，中间的主面试官正要开口，旁边那位一首沉默翻阅简历的老先生（此时我才意识到他是面试官之一）忽然抬起头，温和地问：“假设一个学生因学业压力巨大来找你倾诉，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和轻度抑郁症状，但他强烈拒绝专业心理咨询，认为‘只有精神病才去看心理医生’，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很具体，切中辅导员工作的现实难点。
我稳了稳心神，思考片刻回答：“首先，我会充分共情，肯定他来找我倾诉的勇气，减轻他的病耻感。
我不会立刻建议他去心理咨询，而是会从他当下的情绪和压力源入手，提供支持性倾听。”
“其次，我会尝试将‘心理咨询’正常化、去标签化。
比如，可以告诉他学校的咨询中心更像是‘心灵健身房’，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去聊聊就像给心灵做一次按摩或体检，不代表有任何严重问题。”
“同时，我会和他一起制定一些小的、可行的减压目标和学业计划，减少他的无力感。
建立信任后，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先陪他去咨询中心外面‘看看环境’，或者先接触一下咨询师举办的普通团体活动，逐步消除他的顾虑。
最终目的是让他得到帮助，但尊重他的节奏和意愿。”
老先生听完，没有立刻评价，而是追问：“如果你尝试了这些方法，他仍然坚决拒绝，并且症状有加重趋势呢？”
我沉吟了一下，坚定地说：“那我必须将学生的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
我会严格遵守保密例外原则，在告知他的前提下（即使他不同意），向学校心理中心专业老师汇报情况，寻求督导和建议，并可能启动学校的危机干预程序。
陪伴他，但不能因为他的拒绝而放任风险发生。
这是责任。”
老先生微微颔首，不再发问，在本子上记录了什么。
面试结束。
我自觉表现中规中矩，那个突发问题的回答不知是否能让面试官满意。
现在，看到录取名单，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
后来，我在入职培训中又遇到了那位老先生，才知道他是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资深教授张教授。
我再次向张教授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他给予我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一个宝贵的岗位。
张教授笑着告诉我：“那天面试，你帮我捡文件时表现出的细心、尊重和条理，让我看到了你与人打交道时本能的善意。
后来你对心理干预问题的回答，不仅体现了专业性，更关键的是展现了责任感和分寸感——既不强行推销专业帮助，也不放弃底线责任。
辅导员工作需要的就是这种平衡的艺术。
学校需要新鲜血液，你需要一个平台，我觉得可以给你这个机会试试。”
老先生的话，坚定了我当好一名辅导员，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的信心和决心......
放榜啦！”
在一群嘈杂的人群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奋力挤到江汉理工大学辅导员录取公示栏前，本次招聘总共录取15个辅导员，有1500人报名，经过笔试和面试，终于到了公示名单的时刻，经过苦苦的寻找，我终于在名单的倒数第三行找到了我的名字——王一鸣。
太不容易啦！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父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上本科到上研究生，父母快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一首期待我毕业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可是自从去年研究生毕业以来，我投了无数的简历应聘辅导员，结果都石沉大海，仅有的几次进入了面试，但都在最后关头被刷掉，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过放弃，但每次回到家中，看到家徒西壁的情景，听到父母的殷殷嘱托，自己又燃起了斗志。
这次江汉理工大学招聘辅导员，是近一年来我参与的招聘人数最多的一次，我足足闭关复习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跟辅导员工作息息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典型案例解析等内容背得滚瓜烂熟。
在参加笔试的前一天，我早早来到学校周边城中村的小宾馆租了一间房，因为这种宾馆都是村民在自建房的基础上用隔板隔出了很多的小房间，所以隔音效果很不好，晚上甚至能听到隔壁小情侣一些不堪入耳的声音，再加上自己的过分紧张，一整夜都在做各种光怪陆离的噩梦。
第二天笔试时脑子也是昏昏沉沉的，还好自己考前复习得比较充分，没有不会的题目，所以笔试相对比较顺利。
笔试结束离开考场后，听到有的考生在小声议论。
“哎，你考得怎么样？
有把握吗？”
一个考生问跟他同行的人。
“当然有把握，我爸妈都是本校的老师，我只是走一下程序而己。”
另一个人自信地答道。
听到他们的对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次的招聘又悬了。
下午是面试环节，我坐在候场区的椅子上，指尖微微发凉。
看着前面一位本校应届生自信满满地走出面试室，我的压力更大了。
我深吸一口气，默默复习着辅导员工作的九大职责的要点。
这时，旁边一位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老先生正准备坐下，手中的一摞资料最上面那个略显陈旧的牛皮纸文件夹突然滑落，里面的文件散落一地，更麻烦的是，几张重要的手写图表和数据纸片飘到了椅子底下。
周围几个候场的应聘者看了一眼，有的继续低头准备，有的略显迟疑但没动。
我几乎没多想，立刻起身蹲下：“老师，我帮您。”
我动作迅速而小心，不仅捡起了表面的文件，还特意俯身，仔细地将椅子底下的每一张纸片都摸出来，甚至注意到一张纸的角落有折痕，细心地将它抚平，然后双手递还给老先生。
“太谢谢你了，小伙子。
人老了，手脚就不太利索了。”
老先生微笑着接过，目光扫过整理好的文件，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顺序大致没错，很细心。
“您太客气了，举手之劳。”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也是来面试辅导员的？”
老先生随口问道，一边整理着文件。
“是的，老师。
不过我不是本校毕业的”我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底气不足。
“为什么想来做辅导员呢？”
这个问题恰好是我准备过的，但我没有背诵稿子，而是真诚地说：“我觉得大学阶段是人生形成的关键期，知识学习固然重要，但心智的成长和人格的完善更需要引导。
我希望能像当年帮助我的辅导员一样，成为学生迷茫时的倾听者和引路人，而不仅仅是管理者。”
老先生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刚好这时工作人员叫到我的名字。
“该我了，老师再见。”
我深吸一口气，走向面试室。
面试过程常规而紧张。
我的回答虽略显青涩，但足够真诚，理论基础也算扎实。
轮到提问环节，中间的主面试官正要开口，旁边那位一首沉默翻阅简历的老先生（此时我才意识到他是面试官之一）忽然抬起头，温和地问：“假设一个学生因学业压力巨大来找你倾诉，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和轻度抑郁症状，但他强烈拒绝专业心理咨询，认为‘只有精神病才去看心理医生’，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很具体，切中辅导员工作的现实难点。
我稳了稳心神，思考片刻回答：“首先，我会充分共情，肯定他来找我倾诉的勇气，减轻他的病耻感。
我不会立刻建议他去心理咨询，而是会从他当下的情绪和压力源入手，提供支持性倾听。”
“其次，我会尝试将‘心理咨询’正常化、去标签化。
比如，可以告诉他学校的咨询中心更像是‘心灵健身房’，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去聊聊就像给心灵做一次按摩或体检，不代表有任何严重问题。”
“同时，我会和他一起制定一些小的、可行的减压目标和学业计划，减少他的无力感。
建立信任后，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先陪他去咨询中心外面‘看看环境’，或者先接触一下咨询师举办的普通团体活动，逐步消除他的顾虑。
最终目的是让他得到帮助，但尊重他的节奏和意愿。”
老先生听完，没有立刻评价，而是追问：“如果你尝试了这些方法，他仍然坚决拒绝，并且症状有加重趋势呢？”
我沉吟了一下，坚定地说：“那我必须将学生的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
我会严格遵守保密例外原则，在告知他的前提下（即使他不同意），向学校心理中心专业老师汇报情况，寻求督导和建议，并可能启动学校的危机干预程序。
陪伴他，但不能因为他的拒绝而放任风险发生。
这是责任。”
老先生微微颔首，不再发问，在本子上记录了什么。
面试结束。
我自觉表现中规中矩，那个突发问题的回答不知是否能让面试官满意。
现在，看到录取名单，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
后来，我在入职培训中又遇到了那位老先生，才知道他是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资深教授张教授。
我再次向张教授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他给予我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一个宝贵的岗位。
张教授笑着告诉我：“那天面试，你帮我捡文件时表现出的细心、尊重和条理，让我看到了你与人打交道时本能的善意。
后来你对心理干预问题的回答，不仅体现了专业性，更关键的是展现了责任感和分寸感——既不强行推销专业帮助，也不放弃底线责任。
辅导员工作需要的就是这种平衡的艺术。
学校需要新鲜血液，你需要一个平台，我觉得可以给你这个机会试试。”
老先生的话，坚定了我当好一名辅导员，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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